眾所周知，沈從文是現代著名小說家。100年前的1922年，這位來自湘西的農家青年“北漂”來到京城后，以一批有著鮮明湘西農村烙印的小說闖入文壇，成為上世紀20年代30年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沈從文年僅47歲，正是風華正茂、精力旺盛的年齡。在許多人看來，沈從文正好可以像老舍那樣，步入另一個創作高峰，成為受人尊敬和愛戴的“人民藝術家”。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沈從文在1949年以后除了偶爾有幾篇散文發表外，再也不寫小說了，從文壇銷聲匿跡。在那以后，沈從文由北京大學轉到了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長期從事文物、古代服飾研究工作，最終由作家身份變成了一名服飾考古研究學者。

1930年，沈從文前往國立青島大學（國立山東大學前身）執教。在這里，沈從文度過了8年時間。期間，他創作了大量有分量的小說作品，奠定了自己在文壇上的地位，威望與日俱增。

此前，創造社、太陽社一批作家打出“革命文學”的旗號，宣布“五四”一代作家已經落伍，被時代拋棄。郭沫若正是創造社的主將。沈從文作為“五四”作家的代表，與他們展開了激烈的爭辯。

1930年，沈從文在《日出》雜志第1卷第1期上發表《論郭沫若》，直截了當地批評郭沫若“創作是失敗了”。沈從文進而評論，“看他的小說，在文字上我們得不到什么東西”，“在藝術上的估價，郭沫若小說并不比目下許多年青人小說更完全更好”，“在短篇的作品上，則并不因篇幅的短，便把那不恰當的描寫減去其長”……

郭沫若雖然以詩歌走上文壇，卻也寫了不少小說。沈從文將他的小說創作貶損得幾乎一無是處，自然讓他肝火大動。

1931年，沈從文再次嚴厲地批評了郭沫若，在文章中說：“三人（郁達夫、張資平）中，郭沫若創作方面是無多大成就的。但創作小說，三人中卻為最壞的一個。郭沫若用英雄夸大樣子，有時使人發笑。”在沈從文眼里，郭沫若的小說比郁達夫和張資平還差勁。

郭沫若的回復似乎遲了些，但卻更有力度。

1948年2月10日，在新中國成立前夕，郭沫若發表了一篇文章《斥反動文藝》。在這篇文章里，郭沫若以嚴厲的口氣批評了“紅黃藍白黑”5種“反動文藝”。沈從文作為“桃紅文藝”的代表，遭到了郭沫若一支大筆的橫掃。與沈從文《論郭沫若》里文學批評不同的是，《斥反動文藝》的調子是致命的。

就從這一刻開始，沈從文預感到文壇將發生劇變，在給一位青年作家寫的信中說：“中國行將進入新時代。傳統寫作方式態度，恐都得決心放棄，從新起始來學習從事。人近中年，觀念凝固，用筆習慣已不容易扭轉加之誤解重重，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擱筆。這是我們年齡的人必然結果?！?/p>

這時候，他萌發了“擱筆”的想法。

1949年1月，時代的塵埃終于落到沈從文頭上。這一年，北京大學墻報上出現了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文章和聲討沈從文的標語。沈從文承擔不了這么大的壓力，一度在家里割腕自殺，幸好被家人發現，及時救治，挽回一命。但此后沈從文心灰意冷，在給妻子張兆和的信里寫道：“我沒有前提，只是希望有個不太難堪的結尾。沒有人肯明白，都支吾開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絕望，我本不具生存的幻望?！?/p>

但無論如何，還是得生存下去。充其量，是換一種生存的方式。在當時的大環境下，沈從文再也無法繼續從事小說創作了。他通過好友丁玲的斡旋，將自己的工作崗位從北京大學調到中國歷史博物館，后來又掉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他把自己埋進故紙堆，潛心研究千百年前的文物，不問世事。

反過來講，這對沈從文來說，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他借此躲過了一些災難，又在一個全新的領域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不再寫小說的沈從文，成為了一名服飾考古研究學者，出版了既有分量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1966年，文物工作者正是根據沈從文的指點，才主持修復了全國第一件恢復成原樣的金縷玉衣。

有意思的是，1981年，沈從文這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時，正是由郭沫若親筆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