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別裁】夢也無聲：《七哀詩》之五――樂府詩的文人化【終篇】

在文學初起的《詩經(jīng)》時代，人們沒有太多的閑情，歌是用來勞作時助力，閑暇時詠唱抒懷的，所謂“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雖然風格各異，但文壇上――如果有這么一個文壇的話――并不存在思想立場的分歧。

隨著物質(zhì)文化的進步，尤其是社會上產(chǎn)生了專門的文人階層，他們不用勞作，因而有更多的閑情來推敲文字，文學也就越來越傾向于一種奢侈品，很多文人屈身于俳優(yōu)地位，專門侍奉王室貴族，文學也傾向于華麗鋪張，風格漸漸軟糜，賣弄粉飾，使得文字更加艱深，脫離社會生活，使得內(nèi)容空洞繁雜，感情游離不實，使得文學漸次背離了表情達意的本尊。現(xiàn)實主義的傳統(tǒng)只在民歌中傳承，但民歌的角色和社會地位尚不足以爭衡文壇。

一些有識見有抱負有才華有勇氣的正直文人，開始反其道而行，努力恢復文學獨立于勢力和娛樂之外的尊嚴感，回到國風的“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傳統(tǒng)，這樣，在漢末建安時期，比較明顯地產(chǎn)生了兩種文學思想文學實踐的分歧。

以曹操為首的建安詩人在漢末離亂中重新舉起樂府民歌的大旗，用“端直的言辭結(jié)合駿爽的意氣，形成格調(diào)勁健和藝術感染力很強的"風骨”，直接針對空洞富麗的“上流文學”，把焦點聚光在社會生活中，把民間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的文學傳統(tǒng)發(fā)揚光大，寫離亂，寫世情，寫苦難，寫抱負，為生民立命，為天下立心，把一有機會就忍不住向富貴華麗雍容閑散“投懷送抱”的幫閑傾向拉回到《詩經(jīng)~國風》留下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中。

樂府敘事詩的文人化過程，表現(xiàn)最突出的是王粲的《七哀詩》，《七哀詩》的主體與樂府民歌敘事詩同出一轍，此前的樂府敘事詩，像《十五從軍征》、《婦病行》等，以場景、對話、動作、表情為主要元素，構(gòu)建一個框架，白描一個完整的情節(jié)或者故事，他的目的是講述一個故事，僅此而已。

而所謂的文人化傾向，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語言文字更加洗煉有高度的概括性，這種概括性本身多少傷害了故事情節(jié)的生動性直觀性，比如王粲寫母親“抱子棄草間”，五字之間表現(xiàn)了幾個動作，而《婦病行》開頭，“婦病連年累歲，傳呼丈人前一言。當言未及得言，不知淚下一何翩翩”則顯得繁復而具體，因之故事性也更強。

另一個方面，文人化傾向還體現(xiàn)在主觀投射上，這是比之練字造語更主要的特征。

在敘述故事的過程中，用精準簡練的文字，除了描述動作語言，還帶著明確的詩人自己的主觀感受，就母親的動作本身來說，不存在“棄”的問題，客觀地說，王粲所見只是“抱子放草間”的動作，但他不說“放”而直言“棄”，就已經(jīng)離開了故事的本色而戴上了“有色眼鏡”，“棄”是王粲從觀察中得出的結(jié)論，把結(jié)論和情節(jié)放在一起說，就不再是客觀單純的故事，而成了詩人“講給讀者的故事”。

“不知淚下一何翩翩”也是抒發(fā)感受，但這感受的傳達是靠了動作本身造成的聯(lián)想實現(xiàn)的，“翩翩”只是帶著感情色彩的詞，而不帶著理性的評斷。這就是二者的區(qū)別。

《婦病行》講了一個完整的故事情節(jié)，作者并不出現(xiàn)，讀者對故事的感受，完全從故事的敘述中自己梳理出來，可以是同情、不忍或者其他，作者沒有強加于讀者的定向感受。

而《七哀詩》寫那個“抱子棄草間”的故事，主旨是寫詩人看到這個情節(jié)之后，思想立場和感受都起了明顯的變化，出發(fā)點在詩人本身，主線是記錄詩人的行程、經(jīng)歷和感受，故事只是它的副產(chǎn)品，詩人強調(diào)的是他對這個故事的感受，故事本體是附著于詩人的感受之上的，讀者只能圍繞著王粲“驅(qū)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的感受，或共鳴或反對。

后來的《西洲曲》中，“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的描繪，《木蘭辭》中，“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的發(fā)揮，除了句式整飭精煉外，更主要是這一類帶入的主觀傾向，偏離了樂府民歌的基本風格形式，而有了文人詩的本質(zh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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